我只要一张同居证
    现在可以看到，非婚同居早已不是令人咋舌“越轨行为”，“非法同居”这个词已经被人忘得差不多了，“同居”日益成为个人之间“私事”，你管不着我，我管不着你。

    人们观念也在迅速改变，结婚几乎成了“不得已”事情，越来越多男女随着年龄和事业增长，感到了无以名状困惑和压迫，心里都擂着同一把鼓：为什麽要结婚？不结婚不可以吗？

    在把婚龄一推再推之时，由于情感和生理需要，许多人选择了同居。

    对于这么一个普遍现象，中国法律仍是把“同居”置于边缘，不予更多考虑和关心，可以说“同居”在现实中已成为公众可以基本接纳生活方式，特别在深圳，道德和舆论压力几乎不起作用，然而，在法律上，“同居”还未得到应有认可和保护。

    更直接一点，同居作为一种生活方式，有它存在强有力现实原因和条件以及强大社会需求。

    那么，有一个问题值得讨论：同居到底应不应该得到保护；可不可以颁布一个“同居法”，能不能领一个类似结婚证“同居证”？

    随着人活动能力和范围扩大，人迁徙范围和频度愈来愈高，在大城市中，人稳定性越来越差，首先表现在工作上面，事业发展则把婚龄越推越后，可以看到在内地所谓大龄男女在深圳简直排不上号。而婚姻则需要很多条件，其中一点就是稳定。缺乏稳定外部环境和心理素质，婚姻是难以维持。

    所以在深圳，很多人怕结婚，怕结了婚又很快离婚，人们对婚姻质量越来越重视，绝不轻易结婚，结婚社会需求日益降低，与此同时，“同居”乘“需”而入。

    对于这种现象，法律可以装做没看见吗？难道可以简单地以“非法”二字一笔抹杀吗？许多人并不想结婚，可是由于缺乏应有保护，以致于在同居之后不得已去结婚或者鸟兽散。

    我们可以设想以下将来同居前景：

    人们经过合法程序领到一张“同居证”，包括未婚证明、健康检查结果、同居期间等必要条件，不符合条件不能同居。同时确立同居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，譬如“不生孕义务”、“无遗产继承权规则”、“无互相扶养义务”、“同居外性关系惩罚规则”等，借以保护正常“同居关系”。人们可以按照约定解除“同居关系”，同时在社会上建立一系列服务项目，对于不想结婚但又想生育“同居伴侣”给予应有保护和帮助。

    到那时，结婚不只是人生唯一归宿，人们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生活方式，同时有益于社会稳定和人类精神解放。